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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計委主任：穩定低生育水平仍是今後重任
權威專訪| 彭佩雲：中國特色的人口控制之路
編者按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瞭重大調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是對公眾生育權的尊重，也是契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狀態，意義深遠。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佩雲女士擔任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長達十年(1988-1998)，經歷瞭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最嚴厲的一段時期，是一位重要的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六年前她接受本刊記者馬國川的專訪，對新中國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瞭回顧和總結。現在重刊此文，以便讀者朋友更清晰地瞭解計劃生育政策的產生、演變過程，思考中國人口政策的得與失。
采訪時間：2009年7月22日
采訪地點：北京 北新橋三條 中國紅十字會
到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工作前的經歷
馬國川：看簡歷，您15歲就考入西南聯大，很瞭不起。
彭佩雲：我父親曾是湖南的銀行行長，母親也是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從小就受到瞭比較好的教育。我是抗戰勝利那一年到西南聯大去上學，我考上聯大的時候還沒有滿16歲。上大學以後一直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在昆明加入共產黨瞭，走上瞭革命道路。
馬國川：您為什麼還在金陵大學學習瞭一年呢？
彭佩雲：父母不願意我去參加學生運動，擔心我的安全，他們更不知道我秘密參加瞭共產黨。他們不願意我離開傢，就讓我一定要在南京轉學，所以我在南京的金陵大學念瞭一年。抗戰勝利後組成的西南聯大三所大學復校，我又回到清華大學瞭。
馬國川：您學的是什麼專業？
彭佩雲：社會學。我在清華大學社會系學習，當時是清華的地下黨支部書記。解放後，我任清華大學黨總支部書記，那時候清華還沒有黨委。然後一直在北京市委高教工委工作，1964年到北大[微博]擔任黨委副書記。
馬國川：兩年後爆發瞭“文化大革命”，您首當其沖被打倒。聶元梓在北京大學[微博]貼出瞭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您正是這張大字報矛頭直指的批鬥對象。您是怎麼度過那場浩劫的？
彭佩雲：“文革”期間，我們一傢人隔絕十年之久。我先是遭到嚴酷的批鬥，後來又被“發配”到江西的一個農場工作，那裡原來是一個勞改農場，北大清華的人都到那兒去勞動，好多人在那兒得瞭血吸蟲病。經過反復的思量逐漸就想開瞭，我一定要挺住，無論如何要挺住，要堅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要相信總有一天是非會分清楚的，真像會大白的。再一條，就是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當時的那個時代的那個情況底下，我覺得我自己也還是受瞭個人崇拜的影響，有些問題也不是認識很清楚，但是有一條，那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尊重客觀事實，無論有多大壓力，要不失誠實，不能亂檢討、亂揭發。
馬國川：“文革”十年，您最痛苦的是什麼？
彭佩雲：最痛苦的，就是十年沒有工作。什麼苦都在那十年裡吃瞭，經歷過那樣一種磨練，什麼苦什麼困難都不怕瞭。以後遇到一些困難、一些壓力，就會這麼想，所有這些跟文化大革命相比，能算得瞭什麼呢？
馬國川：恢復工作後，您主要做什麼？
彭佩雲：回到瞭教育上來，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化工學院工作，1979年到任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起擔任瞭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改為國傢教委後，我是國傢教委副主任。一直到1988年要我到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以下一律簡稱“國傢計生委”)工作前，我一直做教育工作。
馬國川：要調您到國傢計生會工作，您有什麼想法？
彭佩雲：我有些想法，因為我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對計劃生育工作不瞭解，對農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難以勝任，同時也有些舍不得離開原來的崗位，我曾向中央請求不要調動我的工作。後來負責組織工作的宋平同志找我談瞭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隻能服從調動，並且決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好工作。
馬國川：那一年您已經59歲瞭，從事計劃生育工作可以說是“半路出傢”啊。
彭佩雲：我真的是“半路出傢”，所以，我就要從頭學起。
兩次生育高峰
馬國川：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彭佩雲：1981年3月6日，五屆人大第十七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其實，早在1962年國務院就設立瞭計劃生育辦公室，負責在城鄉推行計劃生育。不過，計劃生育辦公室是臨時性機構，成立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是作為國務院常設機構，負責全國的計劃生育工作。
馬國川：看來，計劃生育工作並不是從八十年代才開始的。
彭佩雲：更早就開始瞭。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趨於穩定，經濟得到恢復，衛生條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現瞭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從關心育齡婦女健康出發，政府有關部門頒佈瞭限制人工流產的規定，嚴格控制避孕藥具的進口與銷售。1953年全國總人口接近6億，比1949年凈增6000萬。在短短三四年時間裡，人口再生產類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轉變。 過快的人口增長引起瞭黨和政府的關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計劃增長。1953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首次寫入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馬國川：也就是說，從1953年就開始進行計劃生育的試點瞭？
彭佩雲：對。當時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社會有識之士也積極主張實行計劃生育。但由於“左”傾思想的幹擾，計劃生育工作受到沖擊，人口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從1959年開始，出現瞭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現瞭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工作自然被擱置。從1962年開始，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我國進入瞭持續8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達到7億。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瞭《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在毛澤東提議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開展。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幹擾和破壞，這個階段的計劃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維艱。並且，由於廣大農村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全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馬國川：資料顯示，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末，大約20年的時間，人口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5.4億增長到8億，凈增瞭近2.6億。
彭佩雲：人口過瞭8億，各種壓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國務院發文件正式要求：“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從1973年開始，人口發展列為國民經濟計劃。在制定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正式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瞭。” 第二年毛澤東在國傢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國傢制定瞭“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開展，特別是在農村收到瞭明顯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婦女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於正常的人口更替，人口形勢嚴峻。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提出“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政策。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修訂人口計劃
馬國川：國傢計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陳慕華，後來是錢信忠、王偉，您是第四任。在您剛剛接任主任時，我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現狀如何？
彭佩雲：我剛到計生委的時候是1988年，這時候正是處在一個建國以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14.2‰，就是全國的總人口這時候一年要凈增1540多萬人。
馬國川：人口形勢很嚴峻，難怪那個時候大傢都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的工作。
彭佩雲：問題是，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社會上包括計劃生育系統內部對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高峰來瞭，就要堅決執行無論城鄉一對夫婦隻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張隻要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還是允許生兩個孩子好。因為思想認識不同意，所以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簡單化、強迫命令的現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緊，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龍江、遼寧調查，他們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再加上工作力度大，所以工作做得比較好。調查的結論是，如果大傢能夠統一認識，穩定政策，抓緊工作還是可以的達到目標的。上任的第三個月，1988年3月我代表國傢計生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瞭當時工作中面臨的問題。中央重申瞭現行生育政策，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國傢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包括獨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以後生育第二胎；不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
馬國川：國外把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說成是“一孩政策”，看來這是一種誤解。從中央政策看，我國的生育政策並不是一刀切，全國實行統一的政策。
彭佩雲：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在農村隻生一個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約有17個省、區、市是允許第一個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雲南、寧夏、青海、新疆、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可生兩個孩子。西藏沒有限制。實行這個政策是考慮到，目前我國農村生產力還比較低，傢庭還是生產單位，一個農戶隻有一個女孩，在生產和生活上確有實際困難。允許農村生瞭一個女孩的傢庭有計劃地生育第二胎，將使計劃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當時實行這一政策，既體現瞭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要求，又考慮到農村和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有所照顧，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終註意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馬國川：還有一個問題，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對於你來說，這個目標是個巨大壓力。
彭佩雲：這個目標是在1980年《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裡提出來的。當時中國政府確定瞭經濟發展翻兩番的戰略方針，為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一方面要進一步控制人口數量。用小平同志的話說：“我們把計劃生育當作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必須實現這個目標。否則，經濟增長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長吃掉瞭。” 1982年“十二大”把這個目標確定下來。但是，這個目標很難實現，所以後來在表述上已經開始有些變化，比如把“12億以內”改為“12億左右”。
馬國川：“12億左右”這個說法就寬松多瞭。
彭佩雲：我到瞭計生委以後，發現絕大多數地區都完不成人口計劃，當時生育計劃由國傢計委下達，哪個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計劃指標的。1989年初我們發現，其他省區市都沒有完成人口計劃，隻有兩個地方完成瞭，一個是浙江，一個是新疆。
馬國川：為什麼呢？
彭佩雲：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較寬松，好幾種政策，所以也完成瞭。計劃生育幹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還完不成計劃生育的任務，而且不是一個地方，這就必須考慮計劃本身對不對？國務院開會時總理說，彭佩雲，你們計生委就是要控制住人口。我就說，我要看看在我來以前到底是個什麼情況，如果計劃根本完成不瞭，就很難工作。
馬國川：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彭佩雲：我這個人原來是搞教育的，我覺得當時計劃生育的方法很強硬，方法很簡單。即使這樣都完成不瞭，還要加壓，就會激化社會矛盾。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計劃生育工作者費瞭很大的勁抓計劃生育工作，為什麼絕大多數地區都完不成人口計劃呢？如果一個目標經過努力也達不到的話，那就說明目標本身制訂得不合理。為瞭制定一個科學的、符合客觀實際的“八五”人口計劃，我們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學[微博]人口所、航空航天部710所、中國人口情報研究中心等11傢研究機構進行預測，其中也有國外的機構。預測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紀末差一點點到13億，多數都是在12億8、9這個邊緣。我們與國傢計委聯合召開兩次研討會。請人口專傢和各地計生委的同志根據歷次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沒有完成人口計劃的原因，總結人口計劃管理方面的經驗教訓。經過反復研究，我們提出瞭制定人口計劃的基本原則。
馬國川：基本原則是什麼？
彭佩雲：既要體現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要求，又應該是經過最大努力能夠實現的。根據這個原則，經過反復測算，國傢計生委制定瞭比較符合實際的“八五”人口計劃和十年規劃，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國人口總數的控制目標調整為13億以內的建議，得到瞭中央認可。
馬國川：事實證明，這個調整是必要的。
彭佩雲：1988年總人口已過11億，按照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再有7年，12億大關就被突破瞭。如果不調整，目標不切合實際，就會產生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務，還有一個就是哄騙瞞報。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制訂的人口計劃必須是積極可行的。
連續召開八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
馬國川：有瞭一個好的人口計劃，工作就好開展瞭。
彭佩雲：計劃生育關系到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全局，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綜合性工作。有瞭一個好的人口計劃還不夠，計劃生育部門的職責和權力不對等，責任重大，權力很小，所以要協調各方面，促使各級黨委、政府承擔起責任來，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計劃。為此，我們代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瞭《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並請求中央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召開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請各省區市的黨政一把手參加。1991年，中央召開瞭第一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江澤民總書記鄭重宣佈，計劃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鵬同志負總責，今後每年人大開會期間都要召開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
馬國川：以後每年兩會期間都召開嗎？
彭佩雲：每年都召開，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開瞭八次。每次都是總書記、總理參加，各省區市的黨政一把手參加。在我們這樣的體制下，如果能夠讓中央領導重視起來，工作就好做瞭。1991年中央下發瞭《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把計劃生育工作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黨政一把手必須親自抓，負總責，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承擔完成本地區人口計劃的責任，實行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
馬國川：有瞭從上到下的領導機構和機制，工作就順利瞭。
彭佩雲：由於中央帶瞭頭，各地紛紛效仿，計劃生育工作被黨委、政府擺上瞭議事日程，從此進入瞭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92年國傢計生委召開會議，總結推廣山東等地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的經驗。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瞭各級黨政領導和廣大計劃生育幹部的積極性，對於確保人口計劃的實現，起瞭關鍵性的作用。
馬國川：目標管理責任制是一個好辦法，問題在於怎麼防止地方上為瞭達到目標弄虛作假呢？
彭佩雲：實話實說，弄虛作假是存在的，有時甚至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相當大。1988年計劃生育統計報表匯總的全國人口出生統計誤差率高達30%，有的省甚至接近50%。90年代以來，國傢計生委進行瞭一系列的抽樣調查。1992年組織瞭全國38萬人口的抽樣調查，獲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數據。
馬國川：我聽說，1993年您還組織瞭一批幹部直接下到農村摸情況？
彭佩雲：是有這麼一回事。我們組織瞭一批幹部，不打招呼，自帶幹糧，摸瞭32個村子，發現出生人口有相當數量的漏報，計劃生育在基層落實不到位。計劃生育工作既然難做，更要摸清實際情況。我們向中央作瞭匯報，並召集各省計生委主任開“敲警鐘會”。從1993年開始，連續4年，我們每年組織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進村入戶的方式，抽查2個省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使我們對基層人口出生情況、生育水平、計劃生育工作現狀，以及統計報表的水分有瞭比較深入的瞭解。我們對每次調查的結果都進行瞭認真的分析，向中央寫瞭報告，同時通報各地，引起瞭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大傢進一步深刻地認識到，要提倡講實活、報實數，不要自欺欺人。各地紛紛仿照國傢計生委的做法，進行各種形式的抽樣調查，並采取措施制止弄虛作假行為，努力提高人口統計的質量，為各級黨委、政府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決策提供瞭比較可靠的依據。
把計劃生育納入依法管理的軌道
馬國川：在剛推行計劃生育的70至80年代，國傢靠強有力的行政措施來控制人口的增長，比如說，黨政一把手親自抓，嚴格考核，一胎上環，二胎結紮；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牽牛、抓豬、拆房，乃至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的人員等現象。
彭佩雲：那段時期中國的生育水平的確下降瞭不少，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小，既包括育齡婦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包括黨群幹群關系。正是註意到這些問題，我認為，解決問題就要加強計劃生育法制建設，把計劃生育納入依法管理的軌道。其實，從七十年代末以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國傢計生委曾幾次起草全國的計劃生育法，為此做瞭大量的調研、論證工作，先後形成瞭20多稿。1989、1990年我也為立法做瞭很多努力。但是，一部法如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這個法是很好立，但我們的計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願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難的，由於全國立法的條件不成熟，所以我們先幫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計劃生育條例。1990年以後，《行政訴訟法》、《國傢賠償法》等法律法規頒佈實施，我們組織幹部認真學習有關的法律法規，學習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與方法，使各級幹部認識到，一些人對計劃生育有抵觸情緒，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否則，會損害黨與群眾的關系，敗壞計劃生育工作的聲謄。同時，我們有針對性地提出，計劃生育既要抓也要抓好，抓好就是說要控制住人口過快增長，抓好就是說要密切黨群關系，不應該因為計劃生育而導致黨群關系緊張。所以，我們就提出計劃生育工作實行“三為主”方針。
馬國川：“三為主”方針的內容是什麼？
彭佩雲：簡單地說，就是以宣傳教育為主、以避孕為主、以經常性工作為主。
馬國川：以宣傳教育為主，針對的就是那種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來的吧？
彭佩雲：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犧牲，要以國傢的利益為重。老百姓願意多生孩子，這與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後，更不能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去強制。計劃生育關系到千傢萬戶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自覺參與和積極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根本不可能。計劃生育從根本上來說是移風易俗的思想革命，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隻有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才能使計劃生育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所以，我們提出以宣傳教育為主。由於一部分群眾的生育意願同國傢對計劃生育的要求有一定的矛盾，更需要對群眾進行耐心的、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引導他們把國傢利益和傢庭、個人利益很好結合起來，逐步改變舊的婚育觀念和習俗，樹立實行計劃生育的新風尚。
馬國川：許多地方為瞭宣傳教育計劃生育，設立瞭“人口學校”。
彭佩雲：“人口學校”是為瞭在育齡人群中普及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知識，這種方式的針對性很強，效果也很好。我們還與宣傳部門密切合作，利用電視、廣播、報刊進行計劃生育宣傳，還開展瞭“計劃生育丈夫有責”、“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後人”、“少生快富女能人”等專題宣傳活動。把宣傳與服務結合起來，與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寓宣傳於服務之中，使群眾更加易於接受，通過長期努力，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已傢喻戶曉，深入人心。
所謂“以避孕為主”，就是精心指導育齡婦女落實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婦女懷孕後再動員她們采取補救措施，不但工作難度大，也不利於婦女身體健康。
馬國川：為什麼要提出“以經常性工作為主”？
彭佩雲：八十年代縣以上逐步建立瞭計劃生育機構，但是廣大農村基層工作相當薄弱，許多地方平時沒有人做計劃生育工作，隻依賴上面派人來，一年搞幾次突擊。從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佈一下政策，不這麼做就強行搞，還流行一句話，說“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就龍卷風”。這樣做雖然也受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擊來瞭一陣風，突擊過後又放松”，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大，計劃生育仍然難以擺脫被動局面。還有一些地方，村裡沒人做工作，上邊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處於失控或半失控狀況。基層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條件很差，工作人員數量少，水平不齊，待遇低，隊伍很不穩定，經費緊張，設備缺乏。1989年，國傢計生委積極爭取有關部門為地方計劃生育機構增加瞭8000名行政編制，並規定各鄉(鎮)應設一名屬於行政編制的計劃生育助理員，專門做計劃生育工作。1993年機構改革時，我們積極爭取中央明確規定縣以上計劃生育機構為必設機構。這一年，國務院還發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間，為全國每個鄉(鎮)解決1——2名計劃生育工作人員“農轉非”。在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組建瞭活躍在基層的計劃生育行政管理、技術服務與群眾工作三支隊伍。到1997年底，全國鄉鎮以上計劃生育專職人員已有40萬。依靠這支隊伍，做好經常性工作，使計劃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開展。
“三結合”
馬國川：1992年國傢正式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之所以要實行計劃生育，是因為過去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現在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人苗栗後龍土地貸款口控制也應當由市場調節。
彭佩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我的理解是，不論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為瞭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須實行計劃生育。建立市場經濟解決的是經濟體制和運行體制問題，主要是以什麼方式分配資源。這和人口生產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馬國川：那麼在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麼改革和轉變？
彭佩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深入，大傢感到，過去僅靠減緩人口增長速度解決人口問題，單純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方法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後，我們就開始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制約與利益導向相結合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這一時期，各地計劃生育工作中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經驗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縣和湖北省英山縣的“貧困山區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樹”的經驗，江蘇省射陽縣的“少生快富合作社”，鹽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在計劃生育工作中開展傢政教育和與婦女“雙學雙比”相結合的活動；四川省旺蒼縣等地的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經驗及德陽市開展“萬名計生協會會員奔小康活動”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調查計劃生育工作，發現吉林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經驗很好。
馬國川：什麼是“三結合”？
彭佩雲：就是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與群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與建設文明幸福傢庭相結合。我認為，“三結合”的內涵十分豐富，既有計劃生育的要求，也包含兩個文明建設的要求，強調計劃生育工作必須自覺地服從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必須貼近農民群眾脫貧致富的強烈願望，要把國傢、集體的利益和農民傢庭、個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與以往的計劃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註重結合，二是把利益導向機制引入計劃生育工作，在項目、資金、技術、物資、社會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計劃生育的農戶傾斜，給他們更多的物質利益。這樣做符合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願望，不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質量，而且驕嬌二氣解決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將起來重要的作用。從吉林回來後，國傢計生委向全國轉發瞭吉林省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情況報告，開始普及推廣計劃生育“三結合”。
馬國川：實踐證明，“少生快富奔小康”這個口號對廣大農民有強烈的吸引力。
彭佩雲：計劃生育工作隻有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與群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設文明幸福傢庭的願望緊密結合，才能贏得廣大群眾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們又總結推廣瞭江蘇省鹽城市引入利益導向機制，建立各種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經濟組織，引導農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經驗；並聯合10個部門發出瞭《關於做好農村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的通知》。1995年，我在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三結合”經驗交流會上提出，計劃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須實現兩個轉變，即由以往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向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采取綜合措施解決人口問題轉變，由以社會制約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導向與社會制約相結合。短短幾年間，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受到瞭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許多地方還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總體規劃，同創建小康村、文明村活動，以及社區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使之相互促進，就能充分調動各級黨政領導、各個部門、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形成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強大合力，更好地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之路
馬國川：您1988年到國傢計生委工作，到1998年離開，整整當瞭10年國傢計生委主任。國傢國傢統計局幹部的數據，我國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長穩定下來瞭。
彭佩雲：1989年之後生育率的穩定下降，是國傢計生委準確理解和貫徹國傢人口控制政策的結果。這十年就是探索一條路，探索怎麼把計劃生育領到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上去。我們基本上走出瞭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
馬國川：在世界上，中國控制人口增長的經驗都是非常獨特、具有借鑒意義的，但是國際上批評的聲音也一直存在。
彭佩雲：開始的時候批評確實不少，有的人就是不願意中國發展，總是挑毛病，也有些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是他們對我們的做法不贊同。我們不斷地總結，也學習國傢上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同時重視和加強對外宣傳，在國際上樹立中國計劃生育的良好形象。所以現在國際上批評中國計劃生育的聲音少得多瞭。後來聯合國[微博]人口基金還頒發給我一個“聯合國特別貢獻獎”，表彰我對人口的貢獻。當然，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肯定。
馬國川：目前中國人口出現瞭新情況，社會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新問題出現，學界發出瞭兩種不同的聲音：其一，改革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進一步下滑，以減輕將來人口結構的倒金字塔壓力；其二，繼續維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繼續降低出生率，繼續抑制人口總量的增長以減輕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我們應該怎麼面對新問題，計劃生育政策是否應該改變？
彭佩雲：在我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人口是關鍵。今後一個時期，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仍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盡管90年代我國已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傢行列，人口增長的勢能大為削弱，但要削減到零，尚需四五十年的時間，人口還要再增長三億左右。我國是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實現生育率下降的，如果人口政策稍有偏頗，或者工作中發生失誤，就會導致生育率回升。我們要深入調查研究，瞭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斷提高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水平。2006年12月，中央頒佈的“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傢，又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傢。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就要認真研究當前的人口形勢及其發展趨向，研究著眼於國傢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國人口應該保持在什麼樣的低生育水平？怎樣更好地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穩定和完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切實做好計劃生育工作？怎樣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勢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引導人口合理分佈和實現城鎮化？統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既要合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又要改善人口結構與分佈；既要註重國傢利益，又要兼顧個人和傢庭利益；既要促進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就是要求我們抱著對國傢民族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高度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著力研究和回答新時期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前瞻性、戰略性研究，不斷探索我國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我衷心希望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者求真務實，銳意創新，推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健康發展。
人物簡介
彭佩雲，女，1929年生，湖南瀏陽人。清華大學社會系畢業，大學文化。1949年至1950年任清華大學黨總支部書記。1950年至1964年在北京市委工作。1964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1966年至1975年在“文革”中受沖擊，後下放勞動。1975年至1977年在北京大學政治部宣傳組工作。1977年至1978年任北京化工學院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至1979年任國傢科委一局負責人。1979年至1982年任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82年至1985年任教育部副部長。1985年至1987年任國傢教委副主任兼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1988年至1993年任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國務委員兼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1998年任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8年當選全國婦聯第八屆執委會主席。1999年任中國紅十字會第七屆會長。著有《十年探索和體會——彭佩雲論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151030/1855236343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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